烽火忆抗战

日期:2016-02-19  来源:出书网  作者:出书网  浏览次数:96

 烽火忆抗战——小


《烽火忆抗战》新书火热征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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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信息:
书    名:烽火忆抗战
作    者:主编  汪新  副主编  李铠  吕进
出 版 社:华文出版社
图书策划:北京世图版权代理有限公司(出书网www.chushu.com.cn梁秋丽13601126623)
书    号:ISBN 978-7-5075-444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3786号
定    价:70.00元
 
再版代序:同浴救亡烽火  共同走过抗战
(汪  新)
20年前征集出版的抗日战争口述史料合集《烽火忆抗战》,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得以重新再版,以追念先烈史迹、铭记历史鉴戒,实乃盛事、幸事。
因工作关系笔者参与负责了20年前《烽火忆抗战》征文活动及其出版工作,这次《烽火忆抗战》一书再版,出版单位邀我写篇序言,思忖再三,想抛出我的一篇旧文聊以代序并借以引玉,希望就目前海峡两岸史界仍存不小争议的抗日战争由谁领导的问题提出浅见,也借此为抗战胜利70周年庆典纪念的热潮再添一朵小小的浪花。
抗日战争时期的领导权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在两大层次上展开:一个是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得以发动和坚持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何种力量实行领导;另一个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具体进程由何种力量实施领导、如何领导。以上两大层次的问题就构成了抗日战争时期领导权问题的基本内涵。
一、中国共产党发起和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发动和坚持的基础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图谋有一个日益显露的过程。由是,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以日本帝国主义为斗争对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有一个酝酿、发起和形成的过程。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拥有极广泛成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迅速做出了强烈反应。相继提出发动“民族的革命战争”和“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等主张,倡议发动和进行全民族一致的民族反侵略战争。虽然此时由于认识和历史的局限,中共此时倡议组成的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统一战线,其拟议参加对象还仅仅限于将国民党及其军队的下层成员包括在内,但“民族革命战争”口号的提出,毕竟朝着建立举国一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1933年1月17日,中共中央鉴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华侵略的紧迫形势,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在这一宣言中,中共倡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参加对象范围已经涵盖到国民党及其军队系统的上层成员。1931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又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经宋庆龄等签名公布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上述两文件的公开发表,反映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中共加快了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筹划步骤。
然而,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促成,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发表和同年底中共中央瓦窑堡政治局会议的召开。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向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全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发出的,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的伟大号召,很快在全国人民中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同年12月,中共中央刚刚结束长征后不久,针对急剧变化着的国内外形势,在对《八一宣言》予以认可的同时,决定召开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加速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政策策略。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共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步骤是自瓦窑堡会议之后才得以加速实施和组织展开的。在当时的政治现实中,国民党是握有全国政权,拥有数百万军队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有相当的力量。因之,瓦窑堡会议后,中共在加速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不能不把对国民党的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中国共产党先后经过几条秘密渠道,开始了与国民党商议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继而共同发动全民族抗战的谈判协商。其针对国民党的公开政治口号也由反蒋抗日依次调整为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与此同时,中共经过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张学良和杨虎城达成了以共同抗日为宗旨的“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这一时期,中共还积极发动领导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使自己的抗日救亡主张在各阶级、各阶层人民中广泛传播,并获得了民主党派等中间党派和团体的赞同和支持。在中国共产党有力且有效的统一战线工作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条件日益成熟,最终通过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基于民族大义而发动的西安事变实现了国内和平,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初步形成。嗣后,在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制造卢沟桥事变,向中国广大腹地大举进攻之际,以国民党方面正式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一重要文告的形式,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宣告正式形成。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中华民族抗日反侵略战争随即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发动,并坚持了八年之久,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历史的发展是具有连续性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首倡及政治领导作用,不能不影响到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族抗战中具有的地位和作用。诚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员广泛,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存在着极大不平衡的复杂环境下,在抗日战争阶段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特殊阶段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实际上取得,以及继续保持自己在人民革命统一战线的特殊形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并在民族抗战中发挥领导作用,仍然要靠自己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以及扎扎实实地努力工作。
二、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中共始终把握住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正如前面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初就历史地形成并存在着中国共产党对这一统一战线的领导作用,拥有最广泛成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中共倡议奔走、折冲呼号下才得以建立的。然而,随着国民党成为这一统一战线的成员之后,由中国社会阶级力量两端强中间弱的客观现实所决定,在统一战线中的确存在着一个谁吸引谁和领导权归于谁手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历史地形成了它的倡导者和领导者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它从此可以自然而然不经过艰苦努力就可以维持住其领导者的历史地位。面对其时经济、军事等方面力量均大大超过中共,又因其阶级私利决定时时想在抗战发动后削弱和“溶化”中共的国民党,正如周恩来所说:“领导权要用力量去争,因领导权是有人和无产阶级争,和共产党争的。”如同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建立起大革命统一战线之时一样,中共面临着与自己竞争统一战线领导权的强大对手,但此时的中共与大革命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进步,经过遵义会议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之后,中国共产党迅速地走向全面成熟,从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之初就在领导权问题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终使自己在抗战时期民族斗争为主要矛盾,又有阶级斗争存在的复杂环境下,能够从中国具体国情条件出发,制定和执行一系列正确的统一战线路线方针政策,从而保证自己能够始终牢牢把握住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舵轮,不仅率领中国人民发动和坚持了抗日战争,更把日后对日抗战的胜利引向了人民的胜利。
中共是如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其领导作用的呢?
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前夕,在1937年5月于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就十分清醒地提出并初步论述了这一问题。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从四个方面去实现对参加统一战线的各阶级、各阶层的政治领导。即:提出政治口号,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关系和中国共产党本身队伍的发展等四个方面。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本着上述思路成功地实现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成员的领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提出自己的政治口号方面。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抗战、彻底抗战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这一纲领下,根据抗日战争不同阶段上的具体形势,中共又向全国人民分别提出具体的政治口号,使全国人民明确具体的奋斗目标。这里仅举两例,一是当德国特使陶德曼于1937—1938年之交斡旋中日“和平”之时,中国共产党及时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反对妥协投降、收复东三省等一切失地、争取抗战彻底胜利等动员全国人民的政治口号和奋斗目标。二是在抗战中后期,为了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和进步,中国共产党在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发动的民主宪政运动中适时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口号和奋斗目标。上述政治口号的提出,均对广大人民群众起到了很好的动员和组织作用,获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绝大多数成员的热烈响应。
在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方面。可以说在民族抗战的整个过程中,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彻底抗战的纲领主张,共产党人始终表现了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模范作用。抗战发动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很快即挺进敌占区,发动和团结敌后广大人民群众独立开辟了敌后战场,吸引大批敌军于自己周围,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从而模范地实施了全面抗战的路线。而中共及其广大党员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所创造的无数不怕牺牲坚持斗争敢于斗争的业绩,更充分展现了中共在实施彻底抗战的路线时所具有的模范作用。这种模范作用不能不使共产党人成为全国人民引以效仿的楷模,不能不极大地提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威信。
在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了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领导权的一般原理运用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实际,并通过一系列正确的统一战线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成功地使自己保持了与同盟者的适当关系,进而对同盟者实行领导。抗日战争期间,工农小资产阶级是中共的依靠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拥护减租减息的开明士绅,基本上不是被动地接受中共的政治领导和在敌后根据地范围内的组织领导;只有拥有相当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民党,它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主要同盟者,必须赖有中共的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方针,才能保证它有条件地或者是并非自觉自愿地接受中共的政治领导。例如,中国共产党制定、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以及从属于这一原则之下的“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由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坚持了自己的全面抗战、彻底抗战的纲领路线,从而保证自己能在全国人民面前独立举起自己的旗帜,使全国人民始终明确奋斗的方向。由于有了上述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也就使中共能够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保持适当关系,促使其接受自己的政治领导。例如,在对抗战到底含义的诠释上,抗战之初国民党一度以恢复卢沟桥事变之前态势作为抗战到底的界限,甚至一度还以此作为同日本接洽媾和的条件之一。但中共对此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以打到鸭绿江边恢复东三省等一切失地作为抗战到底的界限。这一对抗战到底的理解和定义为全国人民拥护,为统一战线中的绝大多数成员所赞同,国民党最终也只好予以接受。再比如国民党曾在抗战期间先后制造了三次严重反共摩擦,意欲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在中共本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所进行的政治军事反击下,国民党不得不将其反共行为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并仍然留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列之中。这些例子都充分表明了由于中共政策策略的正确,使其与主要同盟者国民党保持了适当的关系,从而也就保证了国民党有条件、有限度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
毛泽东阐述的中国共产党要想保持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所必须做到的第四个方面是“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一般说党所实施的领导基本上分为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两大方面,与今天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全国政权执政党的历史条件大为不同的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中共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有时候是统一的,例如在中共独立开辟和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内。有时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又是相对独立的,例如对主要是活动在大后方的各中间党派乃至对国民党来说,中共对他们主要是实行政治领导。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下,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都不是截然分开、毫无关联的,而是有着辩证的联系的,那就是党要实行领导就必须有力量,就必须有自己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组织上都能够实施领导的力量凭依。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力量凭依就是不断发展着的进步势力,就是不断发展着的、中共独立领导的人民武装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至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四个方面的分别侧重和相互关系如何,不难看出前三个方面侧重论述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领导作用,最后的第四个方面则是侧重论述组织上的领导保证和领导作用。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一句话,中共的组织领导是政治领导的基础和凭依,而政治领导是组织领导的延伸和扩展。
毛泽东就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提出了上述四方面思想。中国共产党随后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以及发展进步、团结中间、孤立顽固势力的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正是依据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所存在着的中共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相统一及不相统一两种情况提出和制定的。也正是因为有了以上一系列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思想、工作原则、路线策略和方针,并能将其坚决贯彻实施,才使中国共产党终其整个抗战时期都牢牢把握并有力地实现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
尤其要指出的是,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中国共产党利用中日战争战局比较稳定的时机,及时进行了意义深远的延安整风,这一举措极大地加强了中共全党的思想统一,极大地严明了党的纪律,极大地改善了中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领导的主观条件,因而也就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了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
三、结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了抗日战争
那么,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握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这点出发,是否可以简单导引出国民党没有领导抗日战争的结论呢?答案是否定的。考虑到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为主,而民族斗争又同阶级斗争并存交织的复杂背景,考虑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成成员广泛复杂的政治现实,考虑到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双方有政权、有军队的合作这一突出特点,同时也考虑到抗日战争的实际进程和战场形势。显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和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来说毫无疑问地始终握于中共之手,这是第一层次。在这同时,在第二个层次上就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来说,的确又存在着国共两党对抗日战争并行存在着的领导,因为国共两党对抗战的领导具有哲学意义上的同一性,以及现实政治中的一致性,这就形成了一种“共同”领导中国抗日战争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在两个层次上理解抗日战争时期领导权问题的全部含义。
以下我们着重在第二层次上分析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
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来看。其突出特点之一是双方有政权、有军队的合作,这是因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特殊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亦是中国社会阶级力量两头强、中间弱的物化表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之后,尽管中共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中共领导的红色政权改称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但国共两个政权、两支军队的实质并无改变。国共两党对对方政权和对方军队这种政治现实的相互承认,实际上已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能够达成的必要条件。这样,在民族抗战发动之初也就仍然保留着国共两党并行的领导系统,而在全民族反侵略战争得以发动的条件下,两条领导系统自然而然地也将导致各自独立且并行存在的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这种对战争的领导均限于各自领导系统覆盖的范围之内,并且在战争指导路线和战略方针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再从中国抗日战争最终形成两个战场的实际进程看。抗日战争发动之后,在国共两条抗战路线、两条领导系统的领导下,中国抗日战争逐步形成了敌后和正面两个抗日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开辟了以敌后游击战争为主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为作战形式的敌后战场。在持久战和游击战的军事战略方针下,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在全国最终开辟出拥有1亿人口,总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也发展到拥有120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并使敌后战场牵制了侵华日军总兵力的60%和伪军的95%以上。在八年抗战中,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共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当之无愧地是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也充分反映出所谓中共“游而不击”论调的苍白无力。很明显,日本侵略军意欲“确保强化治安”的敌后绝非是鲜花遍地的伊甸园,如果真要是“游而不击”,那么人民武装非但不能发展而且根本就不能在敌后生根坚持。敌后抗日战场是打出来的,是抗日抗出来的,这是不争也是抹杀不了的历史事实。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与敌后抗日战场相呼应、相配合,在有利的国际条件下,因中日民族矛盾这一中国社会当时的主要矛盾所决定,也由于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统一战线工作,尽管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抗战期间先后发动了三次严重反共摩擦,但国民党终究始终留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也就使以国民党正规军与日军作为交战对象的正面战场始终坚持存续下来。抗战期间,国民党正规军先后进行了台儿庄、忻口、南昌、随枣、长沙(三次)、枣宜、上高、中条山,以及派遣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等重大战役。在1938年底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之后,正面战场一直较稳定地抗击了日军侵华总兵力的40%和伪军的5%左右(这一比例随抗战的各个具体时间有所增多或减少),对于抗击日本侵略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敌后和正面两大战场的存在就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进程上证明了始终并行存在着的国共两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
正确认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绝不能仅仅停留在浅表层次,台湾地区有些史家从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一直是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这一点出发,认为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应该只属于国民党,并据此把中国共产党排除在抗日战争的领导政党之外,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浅表层面。须知,抗日战争大大不同于近代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场民族反侵略战争,如1840年的鸦片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等。抗日战争不仅仅是一场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反侵略战争,更重要的它还是中国共产党产生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特殊阶段,因而它具有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双重性质。正是因为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压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特殊阶段,也就决定着它不能不比近代中国在此之前的一切民族反侵略战争具有“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正是因为抗日战争的双重性质,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能无原则地附和、追随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参加或进行一场片面的、压制民众的民族反侵略战争。倘若如此,不仅违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而且还违背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因为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压迫人民、压制民众和民主运动,并时时动摇妥协,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有可能将抗日战争引向失败。为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如欲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奋斗方向(在当时,这表现在中共采取的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在敌后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在全国支持和领导民主宪政运动等一系列军事、经济和政治举措上),确保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就不能不坚持自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就不能不坚持自己对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独立的领导权。这不仅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阶级利益,而且符合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大大促进了历史的进步,最终将抗日战争引向了人民胜利的结局。
既然国共两党分别用片面和全面两条抗战路线指导,并分别经过两条领导系统领导着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的抗日战争,国民党并时时想用片面的抗战路线去影响乃至取消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这样,国共两党两种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便不能不存在一种互相“吸引”、互相“斗争”的关系。
又因为国民党掌握着中央政权和数百万的军队,所以这种“吸引”和“斗争”便主要表现为国民党对中共的限制和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国民党限制的形式。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问题上保持清醒的头脑,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倾向,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才使自己未受国民党种种限制所左右,保证了自己彻底动员人民的全面抗战路线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贯彻实施,并获得了除国民党外的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员广泛理解,从而就在维系自己独立领导敌后抗日战争的同时,也使自己始终牢牢把握住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并使这一领导权置于可靠的组织和物质基础之上。
必须指出,人们不能仅仅是看到国共两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具有互相斗争的一面,更要看到这两种领导具有同一性的一面,实际上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采取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统一战线工作策略的内在依据。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尽管存在着国共两条抗战路线、两种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但诚如毛泽东所指出:“我们赞助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抗战,即使是片面的抗战。因为它比不抵抗主义进一步,因为它是带着革命性的,因为它也是在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毛泽东的这段话极为深刻地指出了国共两党两种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所具有的同一性的一面,这种同一性也就决定了在现实政治中,国共两党在抵御外侮上的一致性。
正是上述同一性和一致性才使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内在地具有互相配合、互相依存的战略关系。敌后战场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牵制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分兵力,使侵华日军不能倾全力用兵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而正面战场的维持存续,也终使侵华日军不能不始终在两个战略方向上作战,这也就给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此,我们也要指出,坚持敌后抗战的机会并非只是偏赐于中国共产党的,只是因为中共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全面抗战路线,才使抗战之初中共领导的数量虽少、质量极高的人民军队迅速与敌后人民结合起来,很快开辟出拥有广大地域的敌后抗日战场。相反,国民党在抗战初期留在敌后的几十万武装却立脚不住相继退出敌后,两相对比,不能不明显地比较出国共两条抗战路线及相应两种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孰优孰劣。但是,只要是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两大战场都是在为打倒一个共同的民族敌人而战,一起构成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国战区并坚持到迎来抗战最后胜利。从这一角度上我们便完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共同领导了中国抗日战争,尽管这种“共同领导”是通过分别领导两大战场共同对敌作战的形式而存在和表现的。还必须指出的是,国共两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上述“共同领导”的关系,绝不是那种可以用数学简单描述的“五五开”或者“四六开”的直观关系。由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和始终保持住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由于中共独立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在整个中国抗日战争中战略作用的日益增大,中国共产党在整个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无可置疑地具有主要作用的领导地位。尽管中国国民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一直具有中央执政地位,但因其在片面抗战路线制约下正面战场抗敌比重的日益下降,以及它对大后方人民、大后方民主民生运动的压制,这些就决定了它在整个中国抗日战争中领导作用日益下降的必然结果。
末了,在本文行将结束之际,笔者还想寄语台湾地区的史家和政治家,那就是任何能经受住历史检验的严谨历史结论,一定是产生在对历史事实进行去伪存真的缜密研究分析之上。我们绝不能再用那些先入为主的成见去硬套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去再做那些无意义的攻讦文字。在国人切盼复兴、中华亟谋腾飞的今天,两岸史学工作者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那就是认真发掘更多的确凿史料,科学总结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历史,抚平历史的伤痕,纠正人们的偏见,给海峡两岸民众以正确的情绪和舆论导向,为两岸学术界的交流切磋增添更多的祥和气氛,从而以我们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去加速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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