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和影视挂钩

二月河和海岩就是典型代表。2000年，根据二月河作品《雍正皇帝》改编的电视剧在央视播出时，长江社趁机将原作每套定价上升到80元，即便如此，该书当年还是售出25万多套。在写作时就考虑到影视因素的海岩更不待言，他的作品想要不畅销似乎都很困难。他们的写作带有类型特征。

二 名家力作

莫言、余华、贾平凹等一直在坚持写作的作家，其价值和文学影响力是累计的。他们的作品出版后，发行量都不会太低，而且很多都能长销长卖。一旦作品较之以前有所突破，读者群的扩大也就顺理成章。比如余华的《兄弟》，因为在写作手法上的转变，大受瞩目和争议，发行量一路飙升，超过以前任何一部作品。

三 青春文学偶像作家

当郭敬明带着新作《悲伤逆流成河》在西安进行签售时,“粉丝”队伍蜿蜒近百米，让不少西安市民误以为是大学生在排队买火车票。和老一代作家不同的是，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上，他们并不耻于言利，郭敬明就曾公开表示“存钱是永恒的主题。”而张牧野(天下霸唱)的表达则更加直接：“我最重的就是利。名都是虚名，名只会唬人。写书有利当然更好，但有名就没必要。多赚钱才是实在的。”

四 网络作家

一些网络作家善于用网络与读者沟通，在天涯网上连载的历史小说《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与网民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作者每天将新写出的作品发表在网上，网民可以在文后跟帖，直接提出意见和看法，其中不少意见很快就被作者采纳，反映到第二天的后续情节中。无怪乎《明朝那些事儿》的纸质图书出版后得到读者的支持。

五 媒体红人学术明星

通过电视荧屏频频亮相，获得超高人气，比如易中天于丹们。

易中天们的走红使学者从深居书斋到电视明星转变的过程中完成了传授方式的革命，电视讲座因此成为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和传播方式，可以说，这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联姻。

六 异军突起

这类作家作品的畅销，更多要归功于出版社。比如《狼图腾》，这部书稿当初若是交给其他传统出版社，出版社会否能很快做出反应，动用全部的力量对图书展开营销和宣传，使其在国内迅速走红并且在国外产生影响？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周百义表示，这种可能不是没有的，但却有可能因机制、经验等种种原因做不到。尽管这部书当初金丽红(该书责编)并不十分看好，但一旦决定出版了，他们就把这部书当成畅销书来做。一旦市场反应不错，他们就倾尽全力把书做到极致。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狼图腾》每月的销量仍在5000册左右，这比今年国内85%的虚构类新书销量高。

如果说，赢得一场战争需天时地利人和，那么一部作品的畅销除了其本身内容之外，同样需要诸多因素，除出版社的运作能力、出版理念和市场营销、作家的为人应世之外，细节也是影响图书销量的重要原因，比如选题、封面、版式、字体、定价以及外界评论等等。

去年中国作家富豪榜推出后，有人忿忿不平：作家怎么可以拿这么多钱？言下之意，每个作家都应该像曹雪芹那样，‘举家食粥酒常赊’。“但他好歹还能赊到酒，今天我去超市，谁肯把酒赊给我？”作家陈村的疑问，正好说出了我们所处时代的商业特性。

换言之，当力量和财富从权力、资本向知识、创意和文化转移，我们应该引以为豪。

韩寒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的一个疑惑，可谓直抵人心：“非常奇怪，一本书可以给书店带来几百万的利润，给出版商带来800万的利润，作者拿掉200万，很多人心里就会不舒服，难道出版商和书店赚钱才是天经地义？书和电影还不一样，电影虽然是导演的工作，但很多人在帮他做。书却是一个人的工作，出版社的后续工作发行之类，不能说是参与了创作，所以，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有的读者看到作者版税比较高就会不舒服。”

评论

何三坡：在作家可成富豪的时代

□何三坡

1849年，深秋的一天，在一辆从巴尔的摩开往费城的火车上，乘务员发现了一名失去知觉的男子，他个子瘦小，一身褴褛的衣衫，面容苍白。乘务员叫来列车上的乘警将他摇醒，带着他在前方的一个车站下车，并将他送回了巴尔的摩。这个貌似乞丐的家伙一路上一言不发，形同梦游。他随身带着一个破旧的箱子。

后来，人们发现他在街头的长椅上坐了下来，一动不动。几个小时之后，他倒下了。人们将他送进了医院。三天后，从医院传来消息，这个人死了。

这个人叫爱伦·坡，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十九世纪的戏剧大师萧伯纳先生一生最推崇的作家。他就这样荒诞而孤独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被贫困的拳头击倒。

临终前，人们发现他口袋里没有一枚硬币。

他的诗歌作品《乌鸦》与《排钟》，因其深刻的寓意和怪诞之美成为了无可争议的杰作进入了世界诗歌的宝库，而他的恐怖小说，更以其令人心惊肉跳的神秘气质让成千上万的读者着迷。许多年后，作为恐怖小说的鼻祖，他的作品给希区柯克敞开了一扇便捷的大门，顺理成章地成就了希区柯克恐怖电影大师的名声。

而一个名叫斯蒂芬·金的家伙则凭借着他所开创的道路高歌猛进，每年从出版商手上获得上千万美元的收入，成为可以与好莱坞的巨星们收入等量齐观的人。

与爱伦·坡类似的悲惨状况也出现在中国，时间是1763年2月12日，一个名叫曹雪芹的落魄才子，因饥饿和疾病而跌倒在北京通州的羊肠小道上，他死后，朋友用一把黄土掩埋了他。没有墓碑，顿成荒冢。他的作品《石头记》也因为未能完稿而辗转流徙，并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千古憾事与争议最大的难解之谜。

一两百年前，才气卓绝的天才们，因贫病交加而死；一两百年后，同样这一群人却成了富豪。这仿佛是时代给作家们开的一个辛酸的玩笑。但是，时间流逝得太快，玩笑消失在风中，没有人去关注它。

今天，当每一个作家都有可能成为富豪的时代突如其来，人们是否做好了足够的准备？

在西方，这一切顺理成章，不是问题，作家可以与出版商同分收益，他们有些人获得的财富甚至可以与国王相媲美。而在中国，它却是一个难题，一个很大的难题。面对这个难题，人们似乎还在发呆，在惊惶、在犹疑，甚至在拒绝。

拒绝者首先来自于写作群体。

中国作家作协会现有会员万人左右。在这庞大的团体之中，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具备成为富翁的能力，也缺乏成为富翁的野心，我指的并非那种天下英雄谁敌手，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野心。仅仅是写一本畅销书的野心。没有野心的作家大抵都缺乏文学理想，而没有文学理想的作家无异于废物。文学在他们那里只是一个小爱好，小情趣，小快乐，小安慰。他们依然陶醉在由中国最平庸最迂腐的文人所掌控的文学杂志中不能自拔，并迷失在种种充满黑幕的疑窦丛生的奖项里。由于缺乏一个专职作家应有的态度和素质，他们很难写出有个性有独创并且让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但奇怪的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对畅销作家的排斥和鄙夷。我想，每一个明白人都知道，作协只是一个资格认可，而并非仰仗的门庭，如何变废为宝，是他们的当务之急。

最大的拒绝者来自出版商。

一部耗尽作家心血的优秀书稿可能会给出版商们带来数百万的收入，这在出版业内已不是天方夜谭。但情形往往如此：即便出版商的仓库里堆满了白银，当他们向作者支付为数不多的稿酬时，依然会感到痛心。人们很容易发现，过多的出版商在出版前不致力于书籍装帧，出版后不致力于推广宣传，传统的一以贯之的陈腐观念将他们牢牢地按在办公室的椅子上，享受着坐收渔利的美好光阴。而压低版税，拖付稿费，隐瞒印数，成了他们最熟悉和热衷的工作。

拒绝者还来自于小知识分子阶层。照他们的理解，作家理当吃苦受穷。似乎拥有金钱就意味着道德沦丧，他们渴望每个作家举家食粥，青灯黄卷，像历史上所有穷困潦倒的写作模范们那样活着，他们似乎只相信这样一个神话：只有在贫困和无助中才能创造出伟大而高尚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