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界和读书界的同志都知道，一部正规的图书（正版、不缺页少张等）中，是少不了版权页的。一部图书的版权页上所记载的内容，实际上就是该书的版本记录；一部中文图书的版权页上，至少应该包括书名、书号；作者、（责任）编辑、版式或装帧设计者；出版社、发行者、印刷者；版次、印次；开本、印张、印数；定价等项目。如果是译著的话，还应该有译者、译者翻译时所依据的原著版本以及该版本的图书在中国（这里主要指大陆上的）的出版授权情况等。尽管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版权页内容的完整与否也许并不太重要，但是，对于学者、图书馆的编目人员、图书收藏界的人士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

当前国内出版的图书中，版权页上存在的问题真是太多了！简单地说，就是内容极不完整，而且非常混乱，不少出版社往往是随心所欲地标注或取舍版权页上应该有的基本内容。举例如下：

第一是印数的缺失。

笔者近些年来所购的图书，绝大部分的版权页上都没有标明印数，现将近期发现的存在此类问题的主要出版物列举如下：

商务印书馆：2005年12月1版1次的《里昂译事》（李治华著）、2006年2月1版1次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高鉴国著）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1版1次的《中国当代文艺思想史论（1956~1976）》（柏定国著）、2006年2月1版1次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译著）、2006年4月1版1次的《法国共产党的“新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李周著）等；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1版1次的《邓晓芒讲黑格尔》（邓晓芒著）、2006年4月1版1次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陈嘉明著）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1版1次的《卡尔·马克思传》（译著）、2006年6月1版1次的插图本《马克思传》（译著）等；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12月1版1次的《大辞海·中国文学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4月1版1次的《斩首之邀》（译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1版1次的《中西古典学引论》（日知著）；

重庆出版社：2006年3月1版1次的《诗经的历史》（钱发平著）、《乐府诗的历史》（吴德新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1版1次的《山河湖泊话波兰》（刘彦顺著）；

这当然是不完全的统计，笔者本人也不可能对此有一个完全的统计。但由此可见，当前图书版权页上缺少印数已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了。

第二是版次和印次的混乱。

应克复等人著《西方民主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初版于1997年2月；2003年9月，同一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在应克复先生所写的《再版前言》中，明确提到，“这次再版，作者尽可能作了修订”，并具体列举了所修订的主要内容。应该说，2003年9月的这个“修订本”自然就应该称做是第2版，但是，该书的版权页上却印着“1997年2月第1版，2003年9月第2次印刷”的字样。

王沪宁主编的《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于1994年12月，为普通大32开本；2004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排此书，内容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将开本改为16开，但版权页上却标明是“2004年9月第1版”，好象这是一部新出版的书！

2006年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康德书信百封》一书的版权页上印着“2006年2月第1版，2006年2月第1次印刷”的字样。但是，该书的编译者李秋零先生在《编译者序言》中清楚地告诉读者：“《康德书信百封》于199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次再版，编选方面没有任何改动，但由于我现在正在主编《康德著作全集》，其中康德著作的一些篇名和一些概念的译法发生了变化，值此再版之际加以改动，以求统一，也更方便读者的使用。”

很显然，2006年2月出版的《康德书信百封》绝对不能说成是“2006年2月第1版，而必须说成是“2006年2月第2版”。至于印次，得从1992年（1月）1版1次算起，“2006年2月第1次印刷”的说法，肯定也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