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仁宇到吴思，历史走出了坚定的一步，他们的成功标志着“意识形态化”史学的坍塌；而从吴思到易中天，历史却又似乎踌躇起来，是“预流而上”，还是“娱乐到死”？

　　刘小枫在《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中曾经说过，“40年来，汉语哲学的大陆语域发生过一场语式——当然首先是思式革命。纯粹心性式和纯粹学术式的哲学言路被贴上阶级的标签予以消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姑且名之为‘社论’式的哲学言述。”
　　“社论”语态是一种道义权力诉求，其特点有：口含天宪的“独断论”语式往往扼杀人的反思能力；语言暴力沉渣四起、“二元性”的敌对思维无处不在；宏大叙事泛滥，以至“类”常常湮灭“个体”，“必然”总是压倒“偶然”。这种特定的言述形式比其指述的内涵——道义权力本身更有制约性。因此，如何挣脱权力话语加之于思想的这一根绳索，就成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知识人的“必修课”。
　　“四五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大多选择了文学和哲学，并希望藉此有所突破。而史学中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却相当滞后，“破题”之功不得不从海外学者黄仁宇开始说起。
　　
世间已无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之所以能迅速风靡大陆读书界，而且20几年来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与其文笔风格有密切关系。庄周的《齐人物论》说：“大历史”观的提出者、前不久刚刚去世的黄仁宇先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著作顿成大众的精神美食。有人说，黄仁宇的文笔有一种“卡夫卡式的魔力”，这种魔力表现为叙事时特有的冷静、克制和精确。也许正是因为黄氏在叙事方面的天才过于饱满，反而使他在制造“概念”时有些拖泥带水，不够严谨。比如这“数字管理”，到底是指“定量的统计分析”，还是指“银行信贷等中间架构的出现”，抑或是“用技术官僚执政，以数学风格治国”？相信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而研究黄氏著作中“核心概念”的论文以后将越来越多，到时会不会形成一个“黄仁宇之谜”或者“黄学”还真说不定。
　　毫无疑问，黄氏的写史风格影响了“四五一代人”，学界的张鸣、江晓原、朱学勤等著名学者都承认这一点。当然，黄氏能有这样的成就，除了文笔风格的原因，还必须提到他的个人经历。朱学勤先生在谈到《黄河青山》时说，“他是在中国出了名的历史学家当中，唯一一个进大学以前有过漫长的非学院生涯和底层生活的人士。而在进了大学以后，他没有把进大学以前的记忆作为包袱，而是作为财富，点石成金，他的《我的大历史观》、《中国主要问题如何实现在数字化上的管理》等等，和他抗战的时候做过步兵参谋，在云南那种瘴气密布的丛林里作战，亲眼见中国的西部是如何的荒僻，如何的落后，和北京、上海这些发达的现代化据点差距有多大的这些经历都有关系。后来他把这些经历带到了他的剑桥生涯、耶鲁生涯、哈佛生涯，他才能写出《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我的大历史观》以及这本刚刚出版的《黄河青山》。”
　　显然，这样的点评是切中肯綮、启人心智的，但不管怎样黄氏毕竟对大陆的语境还是有所隔膜，这点我们从《黄河青山》中他误信文革时“高等华人”的“喜鹊嘴”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来。更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对1949年后的大陆情况缺乏切身体认，所以他对传统中国制度结构的的剖析往往是“搔到了痒处，却没有抓到痛处”。
　　
吴思的“制度”寻思

　　“我读过四遍《万历十五年》。1986年初读的时候，只觉得写得好，说到了要害，而要害究竟何在却说不出来。……前几年我终于找到了‘潜规则’这个观察角度，读史时开始留心那些不明说的规矩，即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有了这种积累之后再看《万历十五年》，就发现黄仁宇绕来绕去一直想说明白却没有说明白的，正是这个潜规则。”吴思说。
　　吴思何许人也？他1957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曾任《农民日报》、《桥》等报章杂志的记者及编辑，现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从他的履历来看，他阅历丰富，属于典型的“四五一代人”，怪不得对于黄氏以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亲身经历提炼出的“中国是一三明治结构”说，吴思居然很不以为然，还调侃到，“这人毕竟是只打过仗，没搞过生产，不知道日常生活中真正的要害在哪里。”
　　那么，日常生活中真正的要害在哪里呢？就在《血酬定律》中——“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不过，暴力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对象是人，譬如绑票，其价值则取决于当事人避祸免害的意愿和财力。这就是血酬定律。引入这条定律，可以更贴切地解释一些历史现象。”
　　可以说，走到这一步，吴思的思想体系就基本上架构起来。也许有人会将吴思著作中的“利益博弈”与霍布斯的“丛林法则”相比附，甚至已经有人认为他是“中国的马基雅维利”，这种评论其实都趋于表面。我们首先要知道，吴思之所以厉害得益于三个因素：第一，他是记者出身，文字干净明白，没有文人滥情拖沓的毛病；第二，他谙熟制度经济学方法，就相当于长了一对“魔眼”，能洞彻到帝国制度结构的要害；第三，他是一个制造“概念”的高手，这种能力是他的天赋和阅历共同造就的。明乎此，笔者以为，吴思著作的重要意义在于——“潜规则”其实是对“明规则”的呼唤，而“血酬定律”则是在提醒统治者，利益分殊所导致的集团博弈必须摆在“宪政平台”上进行才可能实现持续均衡。由此，从黄仁宇到吴思，一场史学领域的语式——思式的“反革命”便在精英层中首先拉开了。
　　
“预流者”易中天

　　随着吴思的成功，“浅说”历史或“趣说”历史的书跟风般多了起来。书店热卖过的有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张鸣《历史的坏脾气》、易中天《帝国的惆怅》，天涯网友谭伯牛的《战天京》、十年砍柴的《闲看水浒》、快刀丁三的《蓝衣社》也是一炮而红。笔者大学读的是历史系，看到这么多前辈在参与一股“民间写史”的潮流，当然很是欣喜。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可让人遗憾的是，当代历史学界的有些人似乎却拈不出陈先生这话的份量。这不，人家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讲了一阵子 “汉代风云人物”，结果“火”了，不但书卖得好，而且还受到了很多粉丝的追捧。照理说，学院内的专业学者看到有人为他们做这种普及工作应该高兴才是，就像霍金高兴自己的“宇宙爆炸假说”被人家谈论一样，哪怕人家借着谈论“宇宙爆炸假说”挣了不少钱，那也是人家自个儿的本事。可有些历史学者就是控制不住自己那股酸醋儿劲，说人家易某人“信口开河”、“满嘴跑火车”，还说什么“上央视讲历史，可能使学界变得浮躁和急功近利”，更为可怕的是，人家易中天本来是想使讲课更生动，自己脱下鞋，向观众演一把古人怎样“避席”，便被这些人说成不严肃，有些轻佻，丧失一个学者应有的仪表等等。
　　说老实话，我也觉得讲历史应该严肃点，这样才能营造出现场的历史气氛，插科打诨的方式往往会消解历史的厚重感，减损它应有的悲剧性，也就达不到“历史使人明智”的基本功能。但我不喜欢是我不喜欢，我没有权利要求“乙醚”不准喜欢这种方式，这是一个“每个人都活出自我”的时代，个人有权塑造自己的生命感觉。况且，去听易中天讲历史总比去看“超女”要强吧。总之，我们固然要反对打着文化普及的旗号把历史庸俗化、粗鄙化的做法，但我们也应该宽容那些在文化普及中非“专业”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