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江泽民文选》出版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初学《江泽民文选》，我感到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读《江泽民文选》，我们更加体会党对理论建设的重视。

　　《江泽民文选》的出版是我党理论建设的一件大事。理论上的成熟与否，是一个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是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的根本保证。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理论建设，出版核心领袖及其领袖集团成员的著作，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袖是党的事业的思想上的旗帜，是确定党的战略战术的主心骨。在遵义会议上，党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核心领导地位。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展开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1944年，我们党出版过《毛泽东选集》，到1949年建国时，毛泽东选集有21种版本。建国以后，1950年，党中央成立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由刘少奇同志任主任，1951、1952、1953、1960年，我们相继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也就是建国前的四卷。1999年，我们又出版了八卷本的《毛泽东文选》，其中六、七、八卷是毛泽东同志建国以后的著作。新时期，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任弼时选集》，这是我们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的代表著作。邓小平同志既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又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新时期，党编辑、出版了《邓小平文选》三卷，还出版了《陈云文选》、《叶剑英选集》、《彭真文选》、《李先念文选》等，这是我们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的代表著作。这些著作都是我们党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最好的教材。

　　《江泽民文选》的出版，更体现了党中央对理论工作的重视，在理论建设方面有前瞻性计划，有精心的组织和积极的推进。2000年以来，我们已经陆续出版了江泽民同志的五本专题性的选集，有江泽民同志的《论科学技术》、《论“三个代表”》、《论党的建设》、《论国防和军队建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此基础上，现在又一次性地出全了《江泽民文选》三卷。这在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反映了我们党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发展，并不断有理论上的新成果，以此指导和推进新的社会实践。

　　在党的理论建设中，中宣部受中央的委托，创造了编写核心领袖的理论纲要的文体，将领袖的论述以他的判断性原话为主、以章节篇目的形式，逻辑地、相互贯通地形成一个理论体系。1995年、2003年，分别以中央名义发出学习中宣部编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的重要辅助材料，对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读《江泽民文选》，我们要更加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果。

　　《江泽民文选》反映了我们党从1989年到2002年这13年中形成的思想理论成果。江泽民同志指出：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总结我们党的理论贡献、理论创新，有一个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各个方式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

　　一个理论具有科学的价值，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广泛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应该具有这样四个特性：一是要回答人类文明进步中人民关心的课题；二是这些理论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三是这些理论有一个内在相互贯通的逻辑系统；四是这些理论具有继承性应用创新和原始性创新。毛泽东思想有这样的特性。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的判断继承了列宁的思想，而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道路，则是原始性创新。邓小平理论也回答了中国走出“文革”阴影，全面展开现代化建设以后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科技、统战、党建等方面的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并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邓小平说的发展是硬道理是继承性创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则是原始性创新。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第三代领导集体一系列创新成果的集中反映，我们已经走过的这十三年的建设和改革的巨大成果，检验着江泽民同志思想和理论的正确性。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理论概括是继承性和集成性创新，江泽民2001年7月1日讲话提出的入党标准，允许新阶层中符合党员标准的私人企业主入党，属于原始性创新。

有同志说，就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来说，是回答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国社会进步的课题，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课题，也包括建国以后初期

的政权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等课题。而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同一个历史时期，都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既然是同一个时期，也就形成同一个体系中的理论成果。我以为，这个观点似是而非。作为大的阶段，邓小平同志与江泽民同志碰到的是共同的历史课题。也就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科学体系，这个体系的“孕育和准备阶段”应追溯到毛泽东同志的探索，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走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年代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命题，是这个体系的“提出和形成”阶段。江泽民同志对这个体系又有“展开和发展”。然而，从现代化建设的具体阶段来说，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的探索，与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展开的思考和理性分析，有不少新变化，新的课题。应该说，邓小平与江泽民碰到的课题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处于建设中的共产党员人，需要分析两者的联系，也要分析不同点，总结具体阶段的理性成果。这有利于分析新情况，有利于新的理论思考，有利于形成我们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

　　从邓小平同志在“文革”后期复出以后搞“三项指示为纲”、搞整顿，到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将中心工作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到全面展开改革开放的工作，再到“南巡讲话”，经历了不断思考、回答和解决许多历史课题的过程，这里经历了大约十七年时间。而从“南巡讲话”以后，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要回答、解决的课题又有新的特点，如果从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观察，（与邓小平南巡谈话的思想表达有交叉的几年）也经历了十三年时间。总结这十三年的经验和理论成果，对思考十六大以后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十分重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体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

　　由此，根据我的研究，就邓小平和江泽民在他们作为中央领导的两代核心时所经历的“小阶段”的不同点，作以下的思考。

　　邓小平同志是在什么情况下思考、回答和解决历史课题的呢？我认为当时的情况主要有六个特点：一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僵化，活力不够；二是政治运动不断，对阶级斗争形势判断有偏差；三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越来越革命”，呈现短缺经济；四是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趋势出现，中国比较封闭；五是中国社会主义在“文革”后，凝聚力、吸引力下降；六是知识分子既被作为异己力量，又需要发挥作用。由此，邓小平提出当代社会主义的“两个没有搞清楚”的问题，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体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课题。

　　江泽民同志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思考、回答和解决历史课题的呢？这时的情况主要有六个特点：一是中国走出“短缺经济”，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迈入小康社会；二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政治多极化的态势呈现；三是经济全球化趋势更为明显，互联网逐渐普及，世界各国相交往的物质、技术更雄厚，交流更为融合；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断推进，改革进入攻坚战的阶段，基本群众的利益调整力度增大，幅度加大；五是社会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利益关系多样化发展，人们选择性、独立性、自主性加大；六是多社会阶层出现，新阶层规模扩大。由此，江泽民提出了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江泽民同志思想和理论的特色，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历史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