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专稿③

　　张僖，1917年生于湖北宜昌，10岁时随家迁至江西南昌。1937年参加新四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到北京，做中国文协改为中国作协的筹备工作。历任中国作协副秘书长、秘书长、作协党组成员、作协党总支副书记。1978年任作协党组副书记、作协书记处书记、秘书长。1998年离休。2002年10月26日病逝于北京。

　　1952年冬到1953年初，正值行政大区改组之时，东北人民政府又改组成东北行政委员会。下面的各个部，比如工业、教育、卫生、文化，也都要改成厅局的建制。同时，东北的一部分干部还要分配到北京各个部门去工作。
　　东北局的组织部长张秀山同志找我谈话，希望我担任黑龙江省文教厅长。我表示我不想再做文化方面的工作。
　　于是我又找到李富春同志，因为我在敌占区做地下党工作的时候，他一直是我的领导。李富春同志听了我的意见，希望我到北京去，在国家计委工作。当时我很高兴，心里也塌实下来。

进京前的紧急动员

　　就在我准备出发去北京的前夕，从北京参加全国文联全委会和第一届全国文学工作者理事会的舒群和罗烽回来了。他们告诉我“文联”将要和“文协”分家，文联的各协会将划归文化部，而“文学工作者协会”将改成“中国作家协会”；他们在会上推荐我参加“文协”改成“作协”的筹备工作，而且说都已经决定了，包括胡乔木（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和丁玲（时任中宣部文艺处长）都同意。
　　1953年3月24日全国文协第六次常委会上有份文件，名称叫做《关于改组全国文协和加强领导文学创作的工作方案》，文件里写到：“去年8月全国文协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整理组织改进工作的方案》以后，工作开始有了若干改进，但是全国文协还没有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领导全国文协创作的统一战斗团体。目前有许多具有创作能力和经验的作家或者担任了行政工作，不能专门从事创作；或者分散在各个文艺单位，不能经常获得强有力的领导。这种情况严重地妨碍了创作力量的发展。常务委员会决定在最近征求全国委员会各委员的意见，召开代表大会，讨论改组全国文协机构。”
　　听到让我到全国文协工作的消息，我感到非常突然，最开始的心理是不想去。但舒群和罗烽使劲动员我说：“你可以先谈谈嘛……”
　　我看见人家这样信任我，就给当时文协的秘书长严文井打了个电话。我和严文井在东北就认识，那时他是《东北日报》的副总编。电话中严文井的声音又急切又热情：“你快点来，我在前门火车站接你！”
　　我的心动了，决定先到北京去看看。
　　我来到北京以后，才知道“文协”改“作协”筹备小组的领导成员一共才三个人，除了严文井，还有邵荃麟同志。邵荃麟除了文协的职务，还兼着中宣部的副秘书长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的副秘书长（秘书长是胡乔木同志）。
　　严文井告诉我，你来这里是舒群和罗烽推荐的。丁玲、周扬、冯雪峰都同意。他鼓励、动员我说：“我们一起好好干！”
　　另外几位领导也使劲鼓励我。在他们的盛情邀请和鼓励下，我同意了到文协来做筹备中国作协的工作。
　　1953年4月，我正式来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筹建工作。

三个男人一台戏

　　文协的办公地点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它原来是北洋军阀时期北宁铁路局局长的私宅；日本占领时期，这里是日本宪兵队的司令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里又成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励治社”所在地。因为当年的铁路局长就是在这座房子里的楼梯上自杀的，所以这所房子被人称为北京的“四大凶宅”之一。
　　作协筹备线到来之前，文联（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也在这里办公。现在，他们搬进了文化部。属于文协的人全都留了下来。
　　那时候有人认为，既然已经成立了各个“家”的协会，文联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有些事情可以归文化部。但毛主席说：文联哪怕是空架子，也要保留下来。文联就这样留下来了。那时候，一切都学苏联，唯独保留文联这件事很有中国特色，苏联是没有文联的。
　　当时我们三个人的职务分别是：邵荃麟是党组书记；严文井是秘书长；我是副秘书长，党组成员兼党组秘书。
　　筹备工作到了8月份，严文井被调到《人民文学》当副主编，有人提议让阵白尘同志来当秘书长（陈白尘当时在文化部剧本创作研究室当主任）。在一次作协党组讨论调陈白尘来作协的问题时，冯雪峰说：严文井要去编刊物，张僖当秘书长不就可以了吗？何必还要再调陈白尘同志呢？后来，因为上级认为还是由一位作家来当秘书长比较好，结果还是由陈白尘同志来当秘书长，但不是党组成员。我还是副秘书长，是党组成员。陈白尘同志在这个岗位上做到1956年，一直到郭小川同志接任为止。
　　1953年9月，在召开中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同时，也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正式改为“中国作家协会”，并召开了第一次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大会选出的主席是茅盾，副主席有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冯雪峰、邵荃麟，并组成主席团。至此，中国作家协会就算正式成立了。以后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的届数总比全国文联代表大会晚一届，就是这个原因。中国作协被中央定为正部级单位。

作协机构日益完善

　　中国作协党组是分管文学创作这一战线（系统）的，因此党组成员也来自许多单位，比如文研所的何其芳、总政的刘白羽、人民日报社的袁水拍等等。中国作家协会党的组织是党总支，书记是严文井。我是党总支副书记，这个副书记我一直兼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作家协会主席团根据工作的需要，从1953年到1954年底，陆续成立了以下机构：创作委员会、外国文学委员会、普及工作部、古典文学部、文学基金全委会、文学讲习所。还编辑出版了以下刊物：《文艺报》、《人民文学》、《新观察》、《文艺学习》、《文学遗产》、《译文》、《中国文学》（英文版）。
　　当时具体指导文学创作活动的机构是创作委员会，由周扬任主任，邵荃麟和沙汀任副主任。当时，创作委员会的“权力”是很大的，工作也很繁重。它不但要有计划地组织驻会作家深入生活，还要经常与这些深入到生活第一线的作家联系，并帮助解决他们在深入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还要经常组织作家讨论作品和当前文学创作上出现的问题。
　　外国文学委员会的主任是萧三，副主任是戈宝权。当时的中国和许多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因此，这个机构除了在文学上与国外的作家进行交往和联络之外，还做着许多国家在外交上不便于和一些国家联络的工作，即所谓“民间外交”。
　　普及工作部的部长是老舍，副部长是韦君宜。他们创办了《文艺学习》刊物。这个部经常组织作家、大学文学教授等给青年作家做报告，或者召开业余作者的座谈会。参加这些活动的有工人、农民、学生、战士、机关干部、学校的教员。
　　中国作家协会专门培养青年作家的机构是文学讲习所，其前身是1950年冬天成立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到了1953年秋天，研究所划归中国作协领导，改组后被叫做文学讲习所。讲习所当时的任务不但是培养创作干部，同时也培养理论批评干部。招收的学员大部分是发表了一些作品的文学青年。讲习所的学制是两年，除了规定的课程之外，学员还要在学习期间进行定期的创作实习。
　　古典文学部是1953年11月成立的，部长是郑振铎，副部长是何其芳、聂绀弩和陈翔鹤。
　　说到文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这是作家协会对作家在物质上进行帮助的机构。我记得这个机构里的委员有郑振铎、许广平、陈白尘等人。

那段快乐的时光

　　那时候，作家协会还有一项为作家提供聚会地点和服务的工作。因此，每个星期六晚饭以后，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就到东总布胡同22号院来。没有什么预先规定的题目，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组织和引导，只是随便进行文学艺术交谈，讨论一下最近的新闻时事，而大多数时间则是游乐活动，演唱、文艺表演、打麻将、下棋、聊天等等。